作者简介：

徐小洲（-），男，浙江常山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王劫丹（-），女，贵州镇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摘要：大学评价是推动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动力。为评估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知识交流框架”。从评估主体、评估维度、评估原则、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方面来看，“知识交流框架”呈现出多元性、聚焦性、均衡性、整体性、导向性等特征。“知识交流框架”是社会对大学问责的重要形式，对促进知识生产与转化具有积极影响，但其强调市场逻辑，也隐藏着功利主义倾向。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机制改革应吸取其合理内核，注重绩效评价，加强整体性、多元性、长效性评价。

关键词：英国；大学评价；知识交流框架

知识创新是大学的共同使命与永恒主题。继“教学卓越框架”（TEF）和“科研卓越框架”（REF）之后，英国政府于年推出“知识交流框架”（KnowledgeExchangeFramework,KEF），以评价大学知识生产与转化的经济社会贡献度，完善对大学服务社会的问责制度，推动大学与产业建立更为广泛、紧密的联系。步入新时代，我国大学面临着适应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高等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迫在眉睫。英国KEF的新探索对我国完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知识转化：新时代英国大学

的新使命

21世纪以来，英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社会责任，大学评价机制改革是对其新使命的时代回应。

1.创新型经济对大学知识转化的持续推动

年以来，英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以恢复公共财政和拯救破产企业，并将失业率降至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1］，但薄弱的经济产出能力使英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低生产率产生的长尾效应持续阻碍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脱欧”行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研发投入不足和科研成果商业化能力不足等矛盾。为应对新时期的经济挑战，英国政府开始作出战略性回应。年1月，特蕾莎·梅政府发布《产业战略绿皮书》（BuildingourIndustrialStrategyGreenPaper），强调“英国现代工业战略的目标是充分发挥既有优势，缩小产业、地方和个体间生产力的差距，通过提高全国的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提出了实现现代英国产业战略愿景的十大支柱领域。［2］同年，英国政府发布《产业战略：建设适合未来的英国》（IndustrialStrategy:BuildingaBritainFitfortheFuture）白皮书，将实现经济转型的路径确定为“五大要素”和“四大挑战”［3］，并提出制定一个新的知识交流框架来衡量大学在促进知识共享、知识交流和科研成果商业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以更好地实现产业战略目标。年7月，约翰逊接任英国首相后，提出“变革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和促进科技发展”的理念［4］，将梅政府时期产业战略的十大支柱领域聚焦到航空、汽车、医药和化学领域，将“五大要素”调整为基础设施、人才技能和科研创新，试图通过完善科学管理评估体系，加强创新扩散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5］，从而继续维持英国作为世界科学大国的领先地位。可以说，确保“全球英国”战略的实现成为促成KEF启动和实施的直接推手。

2.英国政府对大学知识创新的政策引导

英国大学素有自治的传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独领风骚。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政策引导。年，英国政府发布“新科技政策宣言”——《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与技术战略》（RealisingOurPotential:AStrategyforScience,EngineeringandTechnology）白皮书，强调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之后的《迪尔英报告》（TheDearingReport，）、《兰伯特回顾》（LambertReviewofBusiness-UniversityCollaboration，）、《赛恩斯伯里评论》（TheRacetotheTop:AReviewofGovernment’sScienceandInnovationPolicies，），不断推动创新政策在大学校企合作和知识成果转化领域的实施。知识交流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英国政府年制定的《科学与创新战略》（OurPlanforGrowth:ScienceandInnovation）和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知识经济的成功》（SuccessasaKnowledgeEconomy:TeachingExcellence,SocialMobilityandStudentChoice）白皮书都明确提出，应开发一个基于证据的“知识交流框架”，以“评估大学知识交流绩效，鼓励创新创业的开展和经验分享，促进大学知识交流能力专业化”，同时鼓励大学的科学研究要面向实际需求，从而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服务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建设。［6-7］

3.英国大学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回应

19世纪末的英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折射出大学如何更好地履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8］回应社会问责激发了大学参与知识交流活动的兴趣和热情，也使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21世纪初，英国工党政府力图以“第三渠道活动”的形式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等外部机构之间的知识交流。［9］英国高等教育商业和社区互动调查数据显示，-年间，英国30余所大学与家中小型企业、其他商业机构、非商业机构、第三方公共部门等外部机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流活动，如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咨询服务、专业教育课程（CPD）、设备（设施）租赁服务等，累计创收14.4亿英镑。［10］对此，乌尔里克森（T.C.Ulrichsen）指出，英国大学的知识交流活动范围广泛，具有“围绕个人活动开展”的个体性特征、“商业性质”的市场化特征、“外部参与”的互动性特征和“覆盖广泛”的多样性特征。［11］

二、“知识交流框架”的评价指向

与特征分析

作为大学评价的重要工具，KEF是在细致考察、反复酝酿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

1.目标与过程：KEF的提出与推进

KEF的目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为英国大学提供开展知识交流活动的有效信息，引导大学根据自身办学定位、伙伴关系、研究实力和教学能力确定潜在优势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提高学术创业的整体质量和标准，以取得卓越的知识应用成效；另一方面，为企业等知识用户提供与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信息，指导用户作出有效决策。［12］

KEF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E）主导开发和实施，从整体上看历经了三个阶段。

（1）数据收集阶段：明确决策依据。麦克米兰（T.McMillan）专家团队受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委托，收集和整理全球大学的优秀技术转移实践案例，编写了《大学知识交流框架：技术转移的优秀实践》（UniversityKnowledgeExchange（KE）Framework:GoodPracticeinTechnologyTransfer）报告。该报告梳理了技术转移典型案例中采取的策略和路径，对大学参与外部知识交流活动的有效性作出了全面分析。此外，根据英国知识产权办公室（UK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UKIPO）和英国公营机构技术转移专业人士协会（PraxisUnico）提供的培训课程、许可证协议、期权、衍生公司等数据进行整理和分类，旨在为研究成果商业化提供咨询服务的私营公司——研究咨询公司（ResearchConsulting,RC）建立了知识交流智库（KERepository），细化知识交流的内涵，预估框架实施成本及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等［13］，分析知识交流活动的类型（type）、领域（domain）以及不同类型活动所需要的支持要素和影响因素，为框架基准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基准制定阶段：确定评价指标。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定义，“基准”是在对知识交流项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大学提供绩效衡量指标以及与其他部门进行比较的有效标准。［14］基准的科学制定有利于大学对知识交流活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进行研判，制定针对性的战略战术，进而影响大学的资源配置。“框架”的确定分三个步骤：首先，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esearchandInnovation,UKRI）依据大学学科集中度的聚类关联设定集群划分的标准。［15］其次，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委托Jisc分析实验室制作KEF仪表盘（KEFDashboards），为参与KEF的大学提供更易于理解、对比和改进知识交流成效的指标。［16］最后，英格兰研究院（ResearchEngland,RE）根据知识的呈现形式和类型设定评估维度、指标和观测点。

（3）框架实施阶段：自愿分期推进。-年，在自愿申请的前提下，英格兰研究院选取21所大学参与试点，并在和年先后发布《知识交流框架咨询报告》（KnowledgeExchangeFrameworkConsultation）和《推动高等教育知识交流发展协定》（ConcordatfortheAdvancementofKnowledgeExchangeinHigherEducation），标志着KEF正式步入实施阶段。年1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高等教育创新基金（HigherEducationInnovationFund，HEIF）投入2.5亿英镑用于KEF第一轮建设［17］，建设期分为起步与发展、试点计划、实施和公布四个阶段。

2.基本特征：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从评估主体、评估维度、评估原则、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方面来看，KEF呈现出多元性、聚焦性、均衡性、整体性、导向性特征。

（1）多元性：评估主体多方参与，提高了评估工作的整体效益。

KEF遵循“知识交流应确保合作伙伴的利益最大化”［18］原则，自提议到运作、建设、评估和改进等阶段，都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具体而言，第一，组织方全程参与。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和英格兰研究院是KEF提议、启动和实施的关键力量，也是助推KEF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规划者和掌舵人。第二，协助方大力推动。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UK,UUK）、大学研究与工业联络协会（AssociationofUniversityResearchandIndustryLiaison,AURIL）、英国公营机构技术转移专业人士协会是框架实施的重要推动者和合作方，分别代表大学、产业、公共部门等各层面的利益，协同组织方共同开发、设计和制定框架的具体方案。第三，研究方精心策划。麦克米兰专家团队和研究咨询公司为框架体系的设计进行了大量前期调研和案例收集分析，为框架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Jisc分析实验室和英国知识产权办公室在这一基础上确定评估维度、指标和观测点，为KEF的具体实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工具。第四，数据方有力保障。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EducationStatisticsAgency,HESA）、高等教育商业与社区互动中心（HigherEducation-BusinessandCommunityInteraction,HE-BCI）和高等教育创新基金为专家团队提供数据以评估知识交流成果，确保了知识交流活动证据来源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可见，KEF是政府、大学、产业部门、企业用户和公众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网络，在大学知识交流战略的制定和出台、大学知识交流活动信息的统计和公布、知识交流活动经费的资助和支持、知识交流活动优秀案例的宣传和推广等方面搭建了有效的合作平台。

（2）聚焦性：评估维度以“知识”为核心，激发知识生产模式重组。

KEF是以“知识”为核心要素的学术创业活动，在知识储备、新知识和实物平台等要素基础上形成了三个评估维度：“现有知识基础”（existingknowledgebase）、“知识生成”（knowledgegeneration）和“有形资产”（physicalassets）。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专家团队的主要观测点（见表1）。

这种以大学知识传承、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为核心的评估维度具有明显的聚焦性，有利于推动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将朝着更有利于知识生产和交流的领域集中，提高大学获取知识、生成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以知识为核心的评估维度使大学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生态环境，因为“外部投入的合作、设施和资产等资源越多，其从事知识交流活动的机会就越频繁，知识交流活动的效率越高，与外部机构的互动越紧密”［19］。

（3）均衡性：按集群划分评估对象，促进大学分类建设和学科生态发展。

为有效考察大学的“影响力和贡献度”［20］，KEF依据学科特征、研究经费来源、办学规模和学生类型等将大学分为7个集群：集群E、集群J、集群M、集群V、集群X、艺术类集群和STEM类集群（见表2）。在评估时强调技术知识推动的生产力提升、商业知识贡献的经济效益、人文艺术知识产出的文化影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平衡不同学科的知识贡献度和学科影响力至关重要。

（4）整体性：评估方法动态综合，加强评估的针对性和客观性。

在评估方法上，KEF采取聚类关联分析、定量公式计算和定性材料陈述等混合评价方式，在对评估对象进行集群划分的基础上，根据评估基准和观测点进行公式量化，同时参考评估对象提交的定性陈述材料。首先，采用聚类关联法分析，即根据现有知识、新知识和有形资产三个维度，采用分层隔离联动聚类法（thehierarchicalwardslinkagecluster）确定院校聚类数量和重心位置，测算院校成员的聚合度［21］，并兼顾各类院校共性、个性与群性等机构特征。其次，采用定量分析，选取7个指标维度（metrics）和17个观测点（perspective）作为大学知识交流活动开展情况的评价依据。［22］评估要求参评院校提供数据，同时使用三年内动态权重数据作为有关指标与观测点的评估变量，保证评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预测性。最后，开展定性分析，即参评院校可根据自身背景、区域发展与重建、公众与社区参与三方面情况提交书面陈述，对办学使命、历史背景、财务状况以及所处地理区域的战略价值等进行自评。

（5）导向性：评估结果采取应用导向，推动大学办学方向和资源配置调整。

在评估结果方面，通过交互式仪表盘的形式对大学的知识交流成效进行观测，以三年平均值核算的十分位数评估参评院校的表现，并从“机构”（institution）、“集群”（clusters）和“比较”（ 　　大学的多种职能使其承载着艰巨复杂的任务。建立合理的评价制度引导大学良性发展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KEF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制改革具有启迪意义。

首先，要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多元化评价体系。高等教育系统是个生态集群，不同类型的大学既发挥整体性功能，又各具办学特色与优势。因此，一方面，开展评价时要注重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整体性功能的发挥，避免割裂式评判，另一方面要重视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特色，避免“一刀切”。

其次，要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绩效是大学活力的外部表现，是衡量大学能力的关键指标。大学评价要内外兼顾，一方面，大学内部要重视基于知识生产与应用的评价指标，通过大学能力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与社会贡献度；另一方面，大学外部要完善评价方法，通过合理的反馈与激励机制推动大学知识创新与技术应用。

最后，要完善互动式知识交流长效机制。高深知识既是大学生存的逻辑起点，也是大学发展的生命线。无论是在大学内部还是外部，知识交流都是双向甚至多向互动的过程，需要建立集数据统计、规范制定、框架实施和评价监管为一体的长效评价机制，推动知识生产与转移的多样化、生态化。

参考文献：

［1］［3］IndustrialStrategy:BuildingaBritainFitfortheFuture［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