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麻江县在夏同龢状元文化产业园同龢书院举办科举文化影响力讲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副馆长贾伟，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史继忠，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厐思纯，贵州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郑茂学等主讲嘉宾，围绕“科举制度、匾额中的科举、贵州科举人物”等主题开讲。

毛佩琦认为，科举考试代表着平等竞争，科举制度是一个创举，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一“中国首创”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堪称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他说，夏同龢作为中华知识分子、读书人代表，有着远大理想，研究法政学术、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并不仅仅只为清朝皇帝服务，而是为百姓、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

姚远利认为，“收藏匾额，藏以致用；研究匾额，经世致用”，匾额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匾额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学最重要的牌子。他说，通过匾额来见证中国的科举制度，让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史继忠认为，夏同龢一生经历丰富，以状元身份出国留学深造，又编著出版《行政法》、创办法政学堂，有新的建树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向法治社会发展起了明显作用。

状元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对于科举时代的西南边陲地区来说，能够出状元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他们能够成为状元，自然与贵州开科取士息息相关。”厐思纯这样认为。同时，他说夏同龢生逢动荡之年，敢于指出当时国家财政匮乏的主要原因是“八旗生齿日繁，及直省防勇、绿林增饷所至”，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从狮山到紫禁城。夏同龢一生经历贵州士子、晚清状元、民国议员、大学校长、实业厅长，晚年又退出政坛、甘于淡泊的传奇人生，是贵州不可多得的人文财富。他一生演绎的近代中国的法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灿烂人生，鼓舞人心，启迪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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