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璜魏国武罗羽乔

摘要:造成名校效应的深层社会原因是学校阶层分割。重点学校制度的遗留、民办学校的视优而择，以学区为基础的居住分割、名校的巨型化倾向等都是造成学校阶层分割的原因。从政策层面给予强制引导，从教育理念层面进行观念引导，从学校教育层面进行师资队伍水平的整体提升，可以降低因学校阶层分割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继而在深层次上实现减负。

关键词:减负增效；名校；学校阶层分割；教育机会；教育公平

以教育部等四部委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为标志，我国的教育减负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这份文件与上一份“减负令”（《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对比会赫然发现，减负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校内转向了校外。这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造成学生学业负担加重的深层原因或许不止于学校教育，而更多来自整个社会。为此，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对造成学生重负的深层原因作一剖析。

深入考察当前的社会现实会发现，当前大多数孩子的学业负担主要来自对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那么，名校究竟给学生带来了多大的负担，名校又是如何形成的，它究竟是如何破坏教育平衡生态，进而最终导致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呢？社会学分析表明，名校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学校的阶层分割，阶层分割就会加剧教育竞争，继而造成学生的重负。揭示这一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为减负提出相关建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名校使学生增负的社会掠影与分析

一

尽管这些年来，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下大力气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但教育现实又如何呢？

（一）名校导致学习竞争低幼化

年9月，正值开学之际，一位上海退休老教授撰写的《牛蛙之殇》网文刷爆了朋友圈，文中“6岁外孙因备战‘幼升小’而患上抽动症”更是再次牵动了中国广大家长“抢跑”焦虑之心。老教授在文中讲述：在上海，民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如果小孩能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就是“牛蛙”，若没考上，就是“青蛙”。为了备战“幼升小”，孩子往往从3岁开始，就被家长打鸡血，以便赢得这场“牛蛙战争”。，我们可由此窥探到当前教育的现实：为入名校，学习的竞争已经出现了低幼化的问题。

（二）名校导致学习阶段提前化

无独有偶，去年朋友圈也被“学而思”教育培训机构“50元抢暑假班兼顾所有年级且新生可报”的新闻刷屏。据了解，为了争抢“新一年级数学”等预备班，曾一度导致学而思网站瘫痪。这直接反映出家长对业余辅导的狂热。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些机构能满足家长们希望孩子“提前学”的需求。一位北京知名教授透露，进入名校刚上初一的孩子被老师问及“学过初一数学的同学举手”时，全班只有教授的孙子一人没有上过。老师再问学过初二数学的同学举手，又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举手。可见，学习阶段的提前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名校导致学习内容高难度化

同样，今年3月《中国青年报》一则“没了奥数杯赛，孩子拿什么‘拼’名校”的新闻引发无数家长共鸣。家长纷纷吐槽：连奥数杯比赛成绩这条门路都没有了，孩子现在拿什么“拼名校”？为何“与无数家长、学生们相爱相杀数十载的奥数杯赛”被禁止后，没有被叫好，反而使家长愈发焦虑？那是因为名校对奥数、奥赛的追捧从未停歇。前不久上海一所全市知名的中学就因面试“口奥”而被通报批评。这些年来，虽然奥赛表面上被叫停了，却形成了一种“无奥赛，存奥题”的现象，“不少名校在考试时增设高难度附加题，人为增加考试难度”，提高难度成了名校掐尖的利器。而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名校，想方设法报各种奥赛班；学校为了提高重点升学率，加大教学难度，增强难题训练。名校效应导致学习内容愈发高难度化。

种种社会现象的背后，无不折射出当前社会对名校的追逐。为了上名校，享受所谓的名校优质教育资源，家长可以不顾孩子幼小的身心，给那小小的脑袋填满各种跨学龄层知识；可以不顾教育发展规律，让孩子提前学习更高阶段的学习内容；可以不顾孩子的个性化成长规律，一味增加学业难度，以获得竞争优势。在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竞争都已演化为孩子之间的学习竞争，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孩子的学业负担谈何减轻！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名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问题就是学校的阶层分割。

分割（segregation）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或阶层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域，而不是均匀分布在同一区域内部。分割被视为导致社会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阶层，在《辞海》中主要有两层意思：①指在同一个阶级中因经济地位不同而形成的层次。②指因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所谓学校阶层分割，是指学校群体之间由于办学质量的分化而导致的层级分割现象。学校阶层分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是由于学校群体成员对各种教育资源的获取能力和机会不同而逐渐呈现出的高低有序的层级分割现象和过程。

学校阶层分割的形成路径分析

二

学校阶层分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找到打破阶层分割，进而实现减负的有效途径。

（一）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急需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为了集中当时稀缺的教育资源，国家提倡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对接，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尽管重点学校制度在“文革”期间曾遭到破坏，但“文革”结束以后，以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为标志，国家重新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而后，面对严重的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校际差距等教育不均衡现象，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在制度层面自此终结。

重点学校制度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当时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各方利益博弈和90年代市场化因素的介入，重点学校非但没有实现国家原本希望的带动非重点学校提高学业的任务，反而与非重点学校拉开了差距，引发了公办学校的阶层分割现象。首先，由于政府在经费投入、生源师资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了国家、省、市、县等不同层级的重点学校。其次，虽然在制度层面被明令禁止，但是重点学校却名亡实存，形成了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方面，原有的重点学校由于长期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在同段学校中依然拥有高水平办学质量优势，加之其高升学率声誉，依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化身，受民众追逐。另一方面，“原来的重点学校被冠以‘实验学校、示范学校’等之名，不仅继续享有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有些还通过名校转制等方式从社会中获得丰富的资源，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办学质量的分化”。一言蔽之，重点学校制度名亡而实存，是现阶段公办学校阶层分割的源头之一。

（二）民办学校视优而择加速学校阶层分割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正式将社会力量办学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举办本法规定的各类学校。自此，中国民办学校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法制轨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国家关于发展民办教育的十六字方针，即“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推动民办教育步入迅猛发展期。

民办学校为什么会加速学校阶层分割呢？主要原因来自其典型的市场化特征——“视优而择”。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生源的视优而择。一方面，民办学校以其更大的自主招生权，可以僭越政府就近入学制度的藩篱，进行跨学区择生，同时不受政府公办学校统一招生的桎梏，可以先于公办学校择生。另一方面，民办学校以其雄厚的经济资本对不同学区的优质生源“掐尖”，造成了其他学校优质生源的流失。优质生源的累积与扎实的应试教育效果叠加，进而产生了良好的办学成效，既迎合了家长的需要，又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可，继而进入良性循环发展周期，对公办学校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其二，对教师的视优而择。一方面，民办学校虽然没有编制这一“铁饭碗”，但随着国家教师编制的改革和人们观念的变革，加之民办学校的高福利待遇，很多教师都选择投身民办教育之中。另一方面，民办学校为了提高办学声誉，以天价抢夺优质教师，而普通学校则因优秀教师的流失导致教学质量下降。长此以往，学校阶层分割愈发严重，学生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三）以学区为基础的居住分割加剧了学校阶层分割

针对生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政府制定了“以学区为基础的就近入学”制度。这一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可以从源头上打破学校阶层的分割，却从另一方面推动了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市场化竞争，“买房择校”成为家长择校的首选，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将再次通过市场而得以“分割”。

1．就近入学：教育公平的伪命题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我国就近入学方针。本意是希望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举办学校，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就近入学=教育公平”这一命题成立的必要前提就是不同学区间的教育资源均衡。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学区间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以北京为例，由于历史传统和城市规划的原因，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城、东城和朝阳三个城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城市的发展过程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受政策等的影响，优势群体所处的区域教育资源明显优于弱势群体所处区域，就近入学制度反而使得优势群体子女享受名校教育资源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以居住地为基准来划分教育资源的就近入学政策，给了人们购买优质教育资源区域的学区房来择校的机会。这意味着基于居住地分配的入学机会在事实上按照家庭资本占有量分配，而教育资源质量一定程度上“资本化”于房价之中，最终导致学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加剧学校阶层分割。

2．“资本择校”：被定格的教育机会

尽管国家层面明令禁止跨学区择校，但由于不同学区间存在的学校质量差异，加之“进名校=将来好生活”及攀比等心理的影响，引发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从而呈现出新的择校方式：买房择校。不管是既有的以“币”择校、以“文”择校、以“权”择校，还是现阶段的买房择校，都是资本择校的具体表征。经济资本为其他资本的根源，所以“以币择校”表现为：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本来换取下一代享受名校教育的机会；“以文择校”：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本雄厚的家庭子女能够承继父辈的文化资本，“因其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相似性和连续性，优势阶层子弟比较容易成功”，从而有更多机会享受名校教育资源；“以权择校”：即家庭凭借其雄厚的社会资本帮助子女进入名校的方式——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择校成功概率与父母政治资本呈正相关”；“买房择校”：优势阶层利用自身经济实力，通过择房来曲线择校。以上可见，通过择校的方式，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资本源源不断地向名校汇聚，进一步加剧了学校的阶层分割。

如此，通过择房而择校，优势群体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合法化。以促进教育公平为出发点的就近入学制度成了择校合法化的推手，使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向优势群体聚合，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学校阶层分割和教育机会的定格愈加严重。

（四）名校巨型化倾向加剧学校阶层分割

为了缓解家长们对名校资源的争夺，各级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名校办分校、组建教育集团、建设超级中学等。表面上，这样的做法似乎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实则破坏了区域教育生态平衡。中小学名校“巨型化倾向”是指中小学名校朝着“在校生人数超过、班级总数高于60”的趋势发展。名校规模的扩张以掠夺普通学校的资源为前提。其一，名校教育资源禀赋强于普通学校。名校巨型化倾向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为了走教育政绩的捷径，地方政府将经费、师资生源、办学条件等教育资源向名校倾斜，而普通学校则“先天不足”。其二，名校教育资源获取能力强于普通学校。一方面，名校在招收了当地大多数优质生源的基础上，凭借政府的“溺爱”，跨区抢夺优质生源，加之凭借其长期积累的优质办学质量，吸引大量的择校生并通过收取高额的择校费、赞助费等进行资源的聚集。另一方面，名校利用编制、高额工资、晋升平台等抢夺优质教师资源，导致普通学校后天发育不良。长此以往，名校教育资源越积越多，规模越办越大，办学质量蒸蒸日上，资源掠夺能力愈发强盛，而普通学校随着资源的流失、师资生源的沦陷，办学质量每况愈下。无疑，中小学名校巨型化倾向成为了学校阶层分割的催化剂。

打破学校阶层分割实现减负的措施与建议

三

由上分析可知，减负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学校阶层分割，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

（一）政策强制引导是基本

减负要治本，最根本的是需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促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从而消除学校阶层分割。唯此，降低学校间办学质量差异，淡化名校，缓解名校效应加剧的教育竞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才能切实减轻学生身心负担。

1．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义务教育法》（年修订）明确提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各层级政府投入的责任不明，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比例；中央和省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不合理等。基于此，建议进一步明确各层级政府的责任，合理划分可操作的责任比例。同时，我国东中西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实力差异明显，各地区各级政府财政实力厚薄不一，如果一味“由地方政府负责”，只能导致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经费投入责任重心上移，经费投入以中央为主、省市为辅、县市为补”。加大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发挥中央统筹协调功能，进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建立教育补偿机制，让更多的教育资源流向弱势群体，不断缩小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教育发展差距。

2．完善义务教育入学制度

第一，完善就近入学制度，积极落实多校划片，均衡各学区热点小学、初中数量，促进各学区内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同时，做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统一招生，这里的统一体现在招生顺序、招生范围、招生方式的平等上，禁止任何学校以任何方式择生。第二，严格把控免试入学制度，做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以任何形式测试学生，不能以任何机构的测试证明作为学生入学依据，严厉打击培训机构“占坑”“统一测试”行为。同时积极推进取消特长生、各种竞赛加分制度。第三，积极引导民办学校合理划分招生范围，规范民办学校招生制度，引导其与公办学校统一招生。

（二）革新教育观念是本质

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先导，也是减负成败的关键。当前，偏颇的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家长狭隘的人才观严重阻碍了减负工作的前行。

1．社会：回归教育育人本真，使孩子各有所长，各美其美

负担久减不下，反映了当前教育价值的失真。受传统“家国为上”思想的影响，我国教育价值一直被“社会本位”占据主流。强调教育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教育对个体的本质、精神、灵魂塑造的本体价值。持社会本位教育价值的学校，往往将学生作为社会进步的工具培养，视学生为知识的容器，一味采用被动接受式教学观，给学生灌输大量知识，将知识的识记作为考试的内容，只重学生的“成才”，却忽视了学生的“成人”，这无疑给学生的身心造成沉重的负担。同样，秉承社会本位教育价值的社会，往往将教育视为文凭的获取，形成了一种“文凭社会”。正是教育价值的偏轨，导致教育实践的偏向，致使孩子承受过高的教育期望、承担过重的教育负担。好的教育应成人之美，使孩子各有所长，各美其美。育人——教育初衷之所在、教育之为教育之根本。何以减负？让教育回归本真。

2．家长：摒弃狭隘“人才观”，寻找孩子成才的“立交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国人的影响甚为深远。在家长的心里，孩子只有上了名校才是成功，考上大学成为文化人才是“人才”。甚至一度形成了病态“育儿鄙视链”：送孩子上学费15万幼儿园的家长鄙视给孩子报5万学费幼儿园的家长，送孩子学马术、高尔夫的鄙视让孩子学游泳、跆拳道的。“育儿踩踏”的背后是家长虚荣在作祟，也是一路走来深知生活不易的无奈，更是狭隘人才观的弊端。考上名牌大学是一种成功，为国驻守边疆也是一种成功，扎根偏远山区支教同样是一种成功，“成功”在于实现人生价值。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信息时代，成功可以多元，人才亦可多样，需要家长放下面子，淡化分数，多点陪伴，发现孩子的过人之处，帮助孩子找到他们成才的“立交桥”。

（三）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是根本

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有利于教师减负增效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教师树立“教育家”的信仰，让教师的乐教善教推动学生乐学善学。减负的“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教师机械无趣的教学给学生造成的心理负担。教师的职业倦怠、对于“教书匠”角色的满足，造就了吉鲁（HenryA.Giroux）笔下“教师工作无产阶级化（theproletarianizationofteacherwork）”现象，所谓教师工作的无产阶级化，是指将教师等同于学校科层体系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倾向。这样，教师的职能就变成管理与执行课程计划，而不是发展课程或批判性地使用课程，来适应具体的教学任务。教师只有树立了“教育家”的信仰，才能激发终身学习的动机，不断提升教学艺术而使学生乐学善学，进而减轻学生内部心理负担。第二，有利于教师树立“核心”意识，拒绝学生“超载”。一方面，当今是信息、知识爆炸时代，以学生有限的认知能力、课堂有限的教学时间去面对人类积淀几千年的文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负担。教师只有树立核心意识，确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选定学科核心知识，才能为课堂“瘦身”，向40分钟课堂要质量。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由“超前教学、难题偏题、重复练习”引发的学习难度的提升也给学生造成了巨大负担。正如《学记》所言：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不讲究教育规律只能导致教学的失败。教师只有树立核心意识，发展学科核心素养，精选学科代表性习题，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陵节而施，抛弃题海战术，才能让学生学不躐等，彻底减轻学生的外部学习负担。可以说，教师队伍质量的提升是保证教育减负增效的根本。

结语

四

当我们把视角转向社会时能发现，教育内部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教育中减负问题也不例外。造成学生学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就是学校阶层分割，而学校阶层一旦固化，想要打破并促进流动极其艰难。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新的减负令推动下，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整合的视角切入，固本清源，必能从根源上实现最有力的减负增效。

参考文献：

[1]网易教育.上海退休教授发字长文批幼升小“牛蛙战争”[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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