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奇

年9月，我坐上郑州发往昆明的K次列车，一路颠簸，48小时之后，抵达被誉为春城的云南昆明，开始为期三年的研究生求学生涯。如今回想起来，三年的时光，给自己印象最深的画面应该有三幅：其一，每年的假期及工作间隙我的导师申波先生（二级教授）总会收拾行囊奔向田野，开始学术调研，搜集洒落在云岭大地的“散金碎玉”；其二，同门的好友（田小书、武丽娟等）围在我宿舍的电脑桌前就我们申报的第一个科研项目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三，临近毕业，同学们（周丰庆、徐伟等）相聚在一家藏族餐馆，端起酥油茶海誓山盟般举杯，彼此承诺毕业后不管再忙，每天一定要认真读书。

为什么这些场面会印象如此深刻？德国社会学家杨阿斯曼认为从记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记住的是那些处在每个当下的参照框架内可以被重构为过去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学术调研、课题申报以及每天的读书构成了我当下的记忆参照框架，但我认为更是因为那些过往的记忆影响了我如今的生活状态。

一、无心插柳结缘“三线”

年6月，结束在云南艺术学院的三年学习生涯，来到六盘水这座因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茶余饭后时常听到人们谈论三线建设的话题。年8月13日，贵州省三线建设博物馆在六盘水开馆，一次不经意的参观，我发现墙上悬挂着一张发黄的三线建设时期的老照片，照片当中三线建设文艺宣传队女队员飒爽的舞姿伴随着旁边乐队的伴奏在露天的工地上正翩翩起舞，围观的苗民和工友聚精会神地观看，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日子里，工作、生活在这座有着浓郁三线文化的城市，三线建设的历史信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结合自己的专业，三线建设音乐研究的选题在心中应运而生。

这张照片让我与三线建设音乐研究结缘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段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逐渐被我认知：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感召下，几乎一夜之间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他们坚守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理想信念，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催生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现代工业、书写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壮丽凯歌。三线建设中的音乐工作者更是在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传播了大量紧扣时代脉搏的文艺作品，充分调动了音乐审美鼓舞人心的功能，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意义。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正在把许多深刻的历史年轮抹去，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上个世纪三线建设者创造的音乐文化曾与时代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共鸣，加之国家战略决策的调整，许多原有的单位建制已经取消或整合，过往艺术活动的档案也不知所踪，导致许多文本记忆快速蒸发，使得确定性史实难以寻觅。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三线建设时期的音乐文艺工作者也相继离世，又导致许多口述记忆即将面临人去“忆”绝的局面，一段红色音乐文化的历史即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因此，在倡导弘扬革命文化、牢记时代英雄、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当下，对散存的三线建设音乐记忆进行抢救性地搜集与整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当认识到这段历史的价值和抢救的紧迫性之后，一句话在我的心中不断回响——“让历史记住该记住的”。于是，自己就像着了魔一样多方搜集各种有关三线建设的资料，如三线建设时期相关厂矿及档案管理部门的历史档案，各种信息平台推送的大量三线建设亲历者回忆录，近年来录制的三线建设纪录片等等。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摄取增加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性把握和感性认知，为后期有针对性的学术调研做了前期准备。

二、个案调研初涉“三线”

年10月12日晚，我在好友六盘水市方志办方志科敖波科长的引荐之下结识了六盘水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斯信强先生。斯老是位大学者，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后到贵州盘县参加三线建设。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他先后从事考古、方志工作，成就斐然。记得那一晚相谈甚欢，分别时斯老语重心长的说：“做这项研究是一件功德，要有出精品的意识。”此后，斯老会经常发给我一些当年的老照片，提供自己多年来编撰的志书供我查阅，为我对六盘水三线建设音乐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在深入调研阶段，帮我打开三线建设音乐研究这扇门的应该是唐怀永先生。年1月26日，经朋友介绍，在水矿集团家属院见到了唐老。唐老年毕业于贵州大学数学系，年到六盘水参加三线建设，后加入矿区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其较好的文笔给宣传队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温润如玉的性格也使他有较好的人缘。唐老得知我来搜集三线建设时期音乐、文艺方面的资料时，第一句话就说：“终于有人来做这件事情了。”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他又热情地介绍我认识了当年宣传队的其他成员，如吴剑宇（作曲兼指挥）、张如玉（队长、歌唱演员）、李凤祥（黑管演奏员）、陈明才（灯光音响师）等。

年1月29日采访张如玉和李凤祥

1月29日，我专程拜访了张如玉、李凤祥、陈明才等人，一下午的追忆往昔，一张音乐历史的记忆之网逐渐结成。然而意犹未尽，1月30日我们又相约在水矿集团工会曹蕾主席的办公室，对这些历史记忆和相关照片资料进行共同核对，拉出了水城矿区三线建设时期音乐活动的基本轨迹。晚上九点多，我们一行在水矿集团家属院的一家私房菜欢聚一堂，热气腾腾的饭菜让我感受到了三线人的那份热情。临行时，水城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我缓慢地驱车前行，唐怀永先生和曹蕾主席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走远，让我感受了一种久违的温暖与人性的真诚，那一幕让我记忆尤深。

此后在唐怀永和吴剑宇等人的热心帮助下我又认识了王仲路（手风琴演奏员）、陈长海（老选厂宣传队长）、王海燕、张国华、方惠群、陶元洪、江庆荣、石玉洁等宣传队员。在大家共同的口述中进一步丰富了水城矿区三线建设的音乐图景，其内容的丰富犹如唐怀永先生在文章中所言：“当年，数十万建设大军云集，漫山遍野的油毡棚户，干打垒、先生产、后生活，文革中简易投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文化生活的缺失并存，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广大职工在苦、累、脏、险的劳动之余，迫切需要汲取精神营养，需要抒发战天斗地的豪情，需要歌唱自己这一代英雄，需要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从领导到职工，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涉及音乐、舞蹈、曲艺、戏曲等方方面面，形式多样，短平快，群众喜闻乐见。一支支文艺宣传队应运而生，活跃在工厂、矿山、乡场、工地。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正是三线建设的热潮，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带来了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年1月26日采访唐怀永先生

访谈中的思想碰撞以及对三线建设音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