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勒纳

宋宁刚译

罗伯特·勒纳（RobertE.Lerner），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年生于纽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中世纪晚期自由精神的异端邪说》（/）、《西方文明史》（合著，）、《预言的力量》（/）、《圣亚伯拉罕节》（）、《康托洛维茨传》（）等。本文译自《康托洛维茨传》第5章“圣格奥尔格”。题目为译者所加。

年春，海德堡的一位目击者称：

一位大学教授[贡多尔夫]正准备给学生做一个关于歌德的讲座，他的听众中许多仍穿着灰色野战军服。讲堂里已经坐满了人。演讲者却拖延着不开始。他看着大门,好像正期盼谁的到来。确实，当听众的不耐烦转为坐立不安，门开了，进来一位白发男子，其仪容仿佛属于另一种时间。他的出现带来的力量以及他周遭的纯净,是如此吸引这些来自战壕的年轻人，寂静笼罩了整个讲堂。随后大多数人站起来，向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庄重致敬。

如果这段话还不够，这里还有埃德加·扎林的描述，讲他在海德堡的主干道第一次看到诗人的情形：

这位观看者木立着。一缕来自更高世界的气息擦过他。他不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那迈着步子穿过人群的是一个人吗？但那无法描述的高贵和举重若轻的力量，使其迥异于周围所有人，以至于所有挨着他的行人都像是苍白的面具、没有灵魂的影子。那是分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凭借脚步的轻盈加快去往彼岸的神吧？可他身上穿着人的衣服……随后他恍然大悟：如果那是个人，那他就是斯特凡·格奥尔格。

特定一代的美国人可能会触景生情地说，“这是个超人！”但这里引用的作者都是极端严肃的。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因同弟弟克劳斯一起企图刺杀希特勒，于年被处决——毫无讽刺地写道，斯特凡·格奥尔格是“作为这个世界的救主被派来的”。库尔特·辛格的职业是经济学家，他曾为纪念诗人而写道：“对我们来说，你更甚于救世主……在你鹰视的闪电下，死亡变为生命。”

斯特凡·格奥尔格（—）是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德国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一些批评家认为他的诗歌仅次于他的同代人里尔克；其他人则不然。不管怎么说，到一战时，有大量德国人不仅把他当诗人，更把他当先知来看待。早期的格奥尔格深受马拉美影响，成了这个国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当时的德国诗歌正需要一场震动。自荷尔德林和海涅之后，这个国家缺乏别具一格的诗人；二流的拙劣造诗者们还在吮吸新古典主义早已干瘪的乳房；其他少数人则徒劳地指望将自然主义应用到诗歌中。因此象征主义——一种以繁茂的意象和凝练的晦涩为标志的创新风格，其中充满着新奇的生词和古语——为主流规范提供了一个闪光的、迷人的替代性选择。

象征主义者格奥尔格信仰为艺术而艺术，他写诗是为了将他的读者运送到美的王国，那里弥漫着麝香的香气。为了加强效果，他承担起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使的角色。年他在柏林的一处私宅举办了一次诵读会，关于这次诵读会的描述，就传达出这样的氛围。当客人们——大约有二十号人——到来的时候，他们被指引进入一间昏暗的、只有因一盏被红布蒙住的台灯而散放出幽微之光的客厅。毗邻的一间屋子则由鲜花和月桂树枝装饰，保持得很洁净，“因为那将是诗人要站的地方”。随后突然间，诗人像幽灵一样进入大家视野，他的脸庞被两盏明灯照亮。尽管格奥尔格当时只有二十九岁，他枯瘦的面容使他看起来永恒而不受时间影响。一位客人回忆道，他看起来就像“部分的李斯特，加部分的但丁——但丁更多些，因为他看起来像是刚从地狱回来”。

格奥尔格读着他那丰富而玄奥的诗，从乐谱架子走到人群聚集的地方——他们保持缄默，入迷得仿佛身处一场降神会。他用一种奇怪的赞美诗般的单音调朗诵诗歌，完全不同于同时代慷慨激昂的风格。要理解是很困难的，因为他避免让人听出标点在哪，甚至句尾也不加强调，使他的诗显得像一篇取自虚空的连祷文。据说“品达可能就是这样朗诵的”。

这一美学立场蕴涵着对布尔乔亚文化的拒绝，而随着时间推移，格奥尔格由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逐渐成为文化批评家。他在年出版的《第七个环》中收入了一首诗，名叫《城市广场》——暗指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痛斥了对金钱崇的拜或对“俗丽”的竞逐。该诗充满哀伤地——“我为之悲泣的人民”——预见到粗俗的物质主义将需要用“贫困、麻烦和耻辱”来偿还。该书还有一首同样灼热的诗是《反基督者》。这位“反基督者”嘲笑他如何在他的网中抓到轻信的人。他的奇迹是伪造的，不过离奇迹只有“毫发之差”；它们足以使他的奴隶们相信，他正在用魔法变出黄金和酒，即使那金子是泥土，而酒不过是果汁。与之对立的，是格奥尔格对自己作为教育者的想象。他“优先在贫瘠的土地上”施教，不过通过他的指导，那少数被选中的，最后都将“在帚石楠中裸舞”。

不论格奥尔格在艰涩的诗歌中说什么，他的代言人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都毫无保留地赞扬。其实贡多尔夫本姓“贡德尔芬格”，但因为格奥尔格不赞成这个魅力不足的名字，就把它改成了“贡多尔夫”，因此激发出了一个机智风趣的评价，说他就像那位断指以荣耀爱人的中世纪吟游诗人。还在年轻的时候，贡多尔夫就为格奥尔格的诗欣喜若狂。年，在结识格奥尔格本人的第一年（彼时他十八岁），他就已经称后者为Meister（大师），并向他表达了他的“尊崇”。年，他以政论作家的身份，在一篇名为《忠诚与门徒身份》的文章中，呼吁奉从一位必须被视为不只是人的元首（führer）：“门徒们的骄傲在于大师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必须将他的血和气、光和热、音乐和动作融入他们的存在，然后将它们带入冰冻或空虚的世界。”在第二篇文章《格奥尔格肖像》中，贡多尔夫详细说明了这位元首的身份。他这样写道：“格奥尔格歌颂着人性新的一天，这一天对他而言已是现实，但对我们来说，仍是挑战或憧憬……没有人比斯特凡·格奥尔格更为坚决地投入战斗，反对肤浅的和只是泡影般的时势……斯特凡·格奥尔格是当今德国最重要的人物。”

格奥尔格出版于年的诗集《同盟之星》，其中一大特点便是诗人对“净化”之必要的执迷：

别跟我谈至善：在你们赎罪之前

尽管卑劣地行事，如你们所思所是

千千万万的人必崩溃于神圣的疯狂

千千万万的人必倒毙于神圣的瘟疫

千千万万的人必死灭于神圣的战争。

（译文引自《词语破碎之处：格奥尔格诗选》，莫光华译，同济大学出版社年版——译者）

不过会有余种留存下来——那些属于“同盟”的人。他们将“腐烂从他们的嘴里吐出”；他们将“从他们眼中真切的狂热”认出彼此；他们的同盟是“矿石的结合”。

谁会不想把自己想做成这同盟中的一员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许多士兵便是随身带着《同盟之星》上前线。年10月，年轻的奥地利人保罗·维特克负伤：“他依然注意到天空是蓝色的，然后对自己背诵格奥尔格最新的诗歌，一首接一首地，直到失去意识。”埃德加·扎林有两个额外缝在军装内的口袋，一个用来放荷尔德林[的书]，另一个用来放《同盟之星》。年底，一位瑞士观察家写道，《同盟之星》已被书写成“一出在时代黑暗阴沉的夜晚之前的神秘剧”，也因此是一桩“德国的全国性事件”。在年失去一个儿子的玛丽·路易丝·戈泰因后来写道，《同盟之星》和格奥尔格后来的一首诗，“在战争期间给了她和她丈夫以安慰，并且允许他们从已经发生的糟糕事情中获得意义”。格奥尔格在战争末期恰当地评论道，德国士兵们带着他年的书，就好像它是一本“军用《日课经》”，但他也告诫，他诗歌中的战争并非这场刚刚打过的战争。

戈泰因夫人补充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年她的丈夫同诗人有过交谈，使他吃惊的是，当时的德国似乎陷入了至暗的时刻，诗人却毫不悲观，因为他对青年抱有巨大的信心；而她本人则为此感到安慰，在所有那些生命逝去之后，诗人有着“奇妙的确信，[认为]新青年将会环绕他成长起来”。的确，格奥尔格在年发表了以下诗行：

一旦这个民族从怯懦的睡眠中苏醒

记起它自己，它的选择，它的使命

那么它将对难以言喻的恐怖

获得神圣的理解[……]

于是带着真的标志的王旗在晨风中飘扬

受到崇高者、英雄们的鞠躬致敬

格奥尔格避开了传统的自我推销：他从未接受过公开演讲的邀请，也不曾为报刊著文。除了他的诗歌（产量在年代急剧下降），他获得影响力的策略，是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一群精挑细选的年轻人。不法进入者会被检举。通过他的教导和“播种”，这些年轻人将会分有他的智慧，成为他的工具，以对德国进行令人惊奇的改造，实现那艰苦而必然的胜利。最常用来形容他的门徒们的术语是“格奥尔格圈子”（George-Kreis）。诗人并不反对这个词，门徒们自己也用它：恩斯特·康托洛维茨曾提及一个人，称他是“被圈着的”（angekreist）。尽管为了方便起见，这个词会被保留下来，但应当注意的是它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格奥尔格更倾向于让门徒们星散在各地，然后没有归宿的他就像一个中世纪的统治者出行那样巡回，在他喜爱的地点接受这些受选者对他的朝觐。他最杰出的助手之一后来写道：“格奥尔格一直自豪于没有一个永久的住所，不依赖于世俗财产，过一种漫游的生活，其唯一的目标是：找人分享他的观点和他的存在方式。”这位“大师”永远是中心，但他的“圈子”不妨被想成是一件亚历山大·考尔德（-，美国雕塑家，动态雕塑的发明者——译者）的动态雕塑，数量不同的门徒在位置和高度各异的丛簇中旋转。战后最受格奥尔格喜爱的地方是柏林、马堡和海德堡；在这三个地方，他都顺利安排了高级助理，帮他为动态雕塑吸收英俊拔萃的“青年”。

在海德堡一处因毁坏而带有浪漫情调的城堡附近，格奥尔格同贡多尔夫共有一栋别墅，年6月的五旬节周末，门徒们的一次聚会在此举行。五旬节是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的日子，格奥尔格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不过聚会的模式是柏拉图式的会饮。格奥尔格通过对话来“播种”他的理想，每个人则轮流朗读他的诗作，带着必要的演讲风格。戈泰因夫妇为格奥尔格对德国青年的信心欢欣鼓舞，他们的儿子珀西·戈泰因也是成员之一。尽管珀西已二十三岁，格奥尔格还是唤他“孩子”。他长得极英俊，可与之媲美的是二十二岁的埃里希·博林格。由于格奥尔格将美作为精神卓越的表现，他选中这两人作为雕塑家的模特，裸身站在其他人面前。戈泰因回忆道：“我们脱得很快。要无遮无挡地站在博林格旁边，同他一起坚守阵地并不容易……瘦削的臀部在侧面上开始冒出肿块，当他搂过我的肩膀，他的头发从脖颈拂到后背，每一个人都充满着敬畏的钦佩。”

没有记录表明恩斯特·康托洛维茨曾作为模特，赤裸地站在斯特凡·格奥尔格面前。他同格奥尔格的密切关系，也不是以被一位高级助理带到诗人面前这种习惯性的方式开始的。他是如何引起格奥尔格的注意此前并不确定。有人推测中间人是他的堂姐格特鲁德·康托洛维茨，后者是格奥尔格在战前的朋友；其他人则认为是阿图尔·沙尔茨和索莎·沙尔茨。不过这些说法都不正确，埃卡和菲娜·冯·卡勒的通信道出了实情。联系的起点是膳宿公寓“贝茨纳之家”。在埃卡待了两个学期后，新的寄宿者搬了进来——沃尔德玛·于克斯屈尔，一位参加过海德堡五旬节聚会的贵族青年，以及斯特凡·格奥尔格。尽管格奥尔格的惯例是避免在任何地方居住超过数周，但那会儿是特殊情况。此前他因尿路感染，导致膀胱结石和肾脏损伤，十分疼痛。年6月，痛苦难耐的他在海德堡的一家诊所做了一次手术，之后去温泉浴场休养。夏天结束后，为了同他的医师离得近一些，他返回海德堡。正是这一依赖，让他从年9月到年2月，在贝茨纳之家待了六个月。

格奥尔格告诉埃德加·扎林，只要身在海德堡，他就期盼与他“最年轻的朋友们”离得近一些，这样他就有机会“促进”他们。他这样讲时，心里想的是珀西·戈泰因和沃尔德玛·于克斯屈尔，但很快，他“促进”的人就成了恩斯特·康托洛维茨。格奥尔格在贝茨纳之家要了两个房间，从那里他可以尽览两条街（房子处在一个拐角）；于克斯屈尔和康托洛维茨住在两边。诗人把墙上的画都拿掉了，因为他需要“至纯的简朴”。尽管才五十二岁，手术的压力使他看起来更加苍老——“一位老年梦想家”。年11月6日是恩斯特·康托洛维茨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几个日子之一，那天格奥尔格踏进他的房间访问他。正如那天晚上他给菲娜的信中说的，格奥尔格先前已到过他那里，但两人仅是聊了点闲话。而这次，格奥尔格出乎意料地同他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埃卡带着发自心底的惊喜写道，推动力从诗人那里传了过来。起先他们谈起比较语言学，随后进入关于锡安主义的讨论——“一场逸兴遄飞的讨论”。埃卡无法抑制他的兴奋：“这一切是如此美妙——此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他向菲娜解释道，他们的讨论热切却不激烈。格奥尔格能够让人信服，“像贡多尔夫经常做的那样，不用套话，也不强制……除了对现实最朴素不过的阐述，他从未提供一个理性的或形而上的‘证明’……结果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舒适。一个人会顿然明白什么是对的，不会感到一丝受迫，而是仿佛自己早已明白了它。”从那时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就成了格奥尔格的一名手下。

（本文为节选）

本文发表于《延河》杂志年8期新翻译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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