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书法教学课上，老师逐字逐句地为我们领读、分析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碑帖。他讲道，某段写得洒脱、顺畅，可以看出书家当时心是非常静的；某段写得或潦草、或拘谨，甚至屡有错漏更正，可以看出书家当时心情有些波动，甚至浮躁。这委实令我感到有些惊讶：一千五六百年过去，后人竟还能从笔画点墨中读出书写者当时的心境！而心境对书法作品的影响力又竟是这般直接。从孙过庭成长轨迹看，他到了40岁上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又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一直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时时陷入贫困交加境地，出现时有情绪波动、浮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并不能遮挡其在书法史上创造“工于用笔、峻拔刚断”、“丹崖绝壑、笔势坚韧”奇迹的光芒。

著名剧作家曹禺，23岁时就写出《雷雨》，轰动文坛，此后又有《日出》、《北京人》、《原野》等佳作迭出。但39岁之后，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再也没有写出令人赞赏的戏剧佳作，甚至还出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明朗的天》那样的败笔之作。有人分析原因认为，主要是剧作家背上了名誉地位的包袱，加之来自接踵而至政治运动的压力，“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担心领导看法态度等顾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成为优秀作品出炉的杀手。他的好友、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曾直言不讳地给曹禺写信说：“我不喜欢你后来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

这么多年来，无论读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传记，还是听在部队流传着的佳话传说，亦或自己所经历的老山前线作战，战争年代凡是能打仗的指挥员，几乎都有一个习惯，战前哪怕时间再紧张，也要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谢客”、独坐良久，是在研究战事，还是在考虑其它？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当他们从屋子里走出来时，都是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派。最典型的当数大将粟裕，有评论说他一向好静多思，思虑周密。他一不爱下棋，二不爱打牌，平生最爱研究地图，埋头沉思，常常对着地图双眉紧锁，凝神细思，默默不语，如此思索状态能一连持续几天几夜，“军事劳动”堪称艰苦细致。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西南边境作战前夕，曾任我的老部队38军军长、后任55军军长的朱月华将军也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数日，到战斗一打响，他对敌方地域地形地貌、兵力部署一清二楚，指挥起部队来得心应手，有力地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作战凯旋，朱月华军长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这样的将领自然有着几分神秘色彩，深受部属拥戴，号令一呼百应，打仗所向披靡。而那些不善独坐或踱步，缺乏镇定自若气度，甚至惯于盲目蛮干的指挥员，往往要吃败仗、付出血的代价，长此以往，部属也没人愿意跟着他干。

几年前，我的散文集《磨合人生》，由作家出版社修订再版。一位远在武汉、素昧平生的读者谈读后感说，纵观全书，感觉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上期的作品朴实耐看、思想深邃，灵感和思想火花更显珍贵；之后的作品也不错，文字上较之以前更为讲究、颇具美感，但说实话，在深刻性和启迪意义上却略显逊色。这委实又令我感到惊讶：九十年代中上期那几年，正是已近不惑之年的我逐渐开始彻悟人生的年代。当时我从一个看起来权重瞩目、风光无限，实则喧嚣敏感、关系复杂的单位到了一个工作带有公益性质，远离权力、人际纯朴的单位，在走出人事漩涡、身心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走过人生道路的思索，静下心来回味起生命中经历过的那些真的、善的、美的情结，咀嚼逝去的岁月在我心灵上留下的痕迹。在这种难得的静思中，人世间一切庸俗、浅薄、虚伪、丑陋、喧闹都被过滤掉，留下的只有完美和永恒，形成的一篇篇文字艺术上可能是粗糙的、直白的，但无疑是真情实感的沉淀与流露。我始终坚信，越是朴素的，越是伟大的、美丽的，值得终生寻觅与坚守。

有作为的企业家也是如此，都是具有专心、专注、静心、定心精神的人。北京德士风服装领带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水荣就常对人说，企业家最忌讳的就是经不住诱惑，想入非非，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最需要的是静下心来，定下心来规划运行企业，静心就是不受诱惑，不被忽悠，平心静气抓管理、练内功，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永不放弃，这样才能使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我还认识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