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虎

导演:耿军

编剧:耿军/刘兵

主演:章宇/马丽/张志勇/徐刚/郭月

类型:剧情/喜剧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01-14(中国大陆)/-06-16(上海电影节)

片长:分钟

上周，由耿军指导的影片《东北虎》在院线上映。本片由章宇、马丽、张志勇等主演，去年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奖。影片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复仇故事：徐东因妻子美玲临盆，不得不将家中心爱的狗托朋友寄养到别处，而被托付的马千里穷途末路之际把狗变成了菜。徐东盛怒之下前去寻仇，却发现了马千里不为人知的一面。

影片拍摄于鹤岗，是耿军心心念念的故乡。在那里，“说话要损失热量”，但与此同时也有着北上广大城市没有的温度。事实上，说耿军拍的是鹤岗并不准确；在采访中，耿军一再强调自己对鹤岗市中心没有什么记忆和感觉，他所生活的的郊区才是真正承载记忆的场所——那里是煤矿塌陷区，现在已经成为生态保护区，过去的老房子所剩无几，电影成为了留存记忆为数不多的有效方式。

《东北虎》剧照

某种程度上说，《东北虎》几乎站在最近大热的影片《爱情神话》的完全反面：一面是经济发达的沿海，一面是社会凋零的东北；一面是连珠炮般轰炸的上海话，一面是一字一顿、“被冻住的”东北话；一面是求之不得的爱情，一面是你情我愿的出轨；一面是无比精致的城市生活，一面是欠债不还的苟延残喘。对耿军来说，他所描绘的这群人不是“边缘群体”，而是“广大层”，是全国大多数人都在面对的荒诞现实。

不过吊诡的是，他所采取的高度风格化的方式却又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豆瓣6.2的分数无疑证明了这点。事实上，风格已经成为耿军在这一阶段电影创作中最在意的部分之一，风格意味着“还原+艺术加工”，意味着创作内部限制和自由的对立统一，而这其中，“精确”又是最关键的基础性因素。在剧本创作环节，耿军就试图让每句台词摆脱惯性思维，而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其对每个镜头、每句对白的把控达到了强迫症般的地步，整个剧组从演员到摄影都在如此这般精确到秒地运行。对他而言，60天拍摄时间不多，毕竟“电影不就是该慢慢拍吗？”

这也是耿军的原创力所在：“土地+笨拙”，与“轻松+愉快”截然相反。

《东北虎》剧照

以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演从影经历自述，第二部分为《东北虎》创作访谈。

第一部分

耿军自述

从北京到鹤岗

耿军

我对电影最初的印象是录像厅时代，那是电影院五毛一块钱的时代，大家的娱乐手段很单一，所以电影太重要了，闯进录像厅看看周星驰、刘德华、周润发，咣咣咣，看看徐锦江风月片，挺过瘾的。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特别好奇，我们在鹤岗遥望香港，享受。当时中国电影还是制片厂阶段，非专业的人想从事电影行业可能性很小。

在图书馆的时候我会看到《大众电影》《看电影》杂志，当时看到了刘恒的剧本集，名字叫《菊豆》（《刘恒自选集：菊豆（电影剧本卷）》——编者注），里面也有《本命年》这个电影的剧本。《本命年》我看过电影，但当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发现不太一样。看了这个剧本，我就想我好像有机会能靠近电影这个东西，所以19岁那年我在家里写了个剧本，也没写完。从一个观众、爱好者、文艺青年的角度，电影还是有点过于遥远，但我想试一试。

《本命年》剧照

20岁中专毕业来到北京，我跟家里撒谎说要去沈阳，其实就是为了骗点路费。到北京直接就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但心里会惦记着剧本和电影的事儿。来京务工就是上班、挣钱、租房，挺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心情，就是别回去，回去就让我爸笑话——“块钱路费花完了回来了吧，没能耐了吧？回来跟我养鸡。”我家在鹤岗郊区，离农村走路五分钟，两分钟就是煤矿，半小时能到百货大楼。现在那边都拆了，我们那儿是塌陷区，年前后塌陷区改造，我们年搬到市里的楼房，距离大概是五六公里。

后来过了一大段时间，我去电影学院碰见了一个老师，叫张丹，他在电影学院讲视听语言。我们是在国图的影院认识的，当时张元导演的电影《过年回家》在那里放映，张丹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看，我坐在前一排。那个电影放完之后有个映后交流，我就听后面的人聊，一听是个教电影的人。我就跟他聊天，说“老师我能把我的剧本给你看看吗”，他说你写了剧本？我说对，他说可以啊。

《过年回家》剧照

我就把剧本寄回鹤岗，有一个同学在粮食大厦上班，他用电脑帮我打出来，复印出来，然后我把剧本给到张丹老师。那个时候还是呼机时代，他看完剧本就联系我，说你来电影学院找我聊一聊。到了之后，他说你这个有些情节还挺生动的，但还不能叫一个剧本。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来听我的课，我的课在一楼阶梯教室，每周三晚上六点半。

我那个时候不太知道还能听别人的课，后来我就知道了阶梯教室有很多人在蹭课。再后来我跟录音系的一个哥们儿叫张宇认识了，大家都管他叫“祥子”，我们两个从课堂出来，到北太平庄坐路公交车。我当时住垡头，他住潘家园，我们每天出来为了赶末班车就疾走，一小段的冲刺。前两天电影定档，他在上海，我邀请他来看，他来不了，但他恭喜我，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夜晚追逐路的青年，终于有电影能在影院放了”。

耿军

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张丹老师用电影知识分析国外的片，我就意识到电影这个事儿挺深的。我记得最后一堂课讲的是香港女导演罗卓瑶的《诱僧》，视听语言课对我来说特别神奇，但是这种蹭课，虽然有点儿上瘾，跟电影仍然没有多少关系。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年之后。数码时代来了，那个时候杨荔钠和杜海滨已经拍出了《老头》和《铁路沿线》，在标放（标准放映厅）放《铁路沿线》的时候就给我震撼了，我心想DV咱们能租到啊！当时我还参加了杨超一帮人弄的一个沙龙，叫实践社，我就是在那儿旁听。那个时候有人开始用DV拍实验短片，作者就翘着二郎腿坐在台上聊天，我们在那儿看，我就特别不忿儿，因为我看不懂，那它跟我的情感就挂不上钩。我说就这玩意儿我用脚都能拍，创作欲就有点被勾起来了。

年，我得了肺结核，一场重病，觉得自己可能要死，我想在死之前用DV拍个东西吧。于是就拍了第一个短片叫《山楂》。当时是在鹤岗拍的，我同学演的，我自己买DV带，找了两个婚礼录像帮我拍，拍了一个星期，花了多块钱找电视台的剪辑师做剪辑。拍完短片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去医院检查吃药，慢慢好了，我就带着短片回到北京，给周边在美院的、搞设计的、写诗的人看——那就是一个“车祸现场”。确实拍得很烂，大家就给我一顿批评，说别再拍了，没有天分，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听到这个，我脆弱的心灵就粉碎性骨折，缓了两个多月才缓过来。

耿军

天分和感觉这个东西其实特别难以描述，但那个东西可能对每个创作者都挺重要的。电影它有一个特别表层的东西，就是拍人类活动。你怎么拍，谁拍得好谁拍得不好，让人舒不舒服，好看吗，有那个思想碰撞吗？能不能提出点问题，有没有感动，感受到温暖了吗？那种批判凛冽吗，刻薄吗？所以它有难度。

拍完第一个短片特别失败，我就写了个长片的剧本，借了台DV，年底到02年初就想拍出来，但第一天拍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我发现我把剧本写大了，拍不了。但是过年回去就要把DV机还了，有点儿不甘心，挺贵的白借了吗？我就写了个短片剧本叫《散装日记》，也是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花了0块钱在北京五道口借的机器。

剪辑的过程里我会跟着剪辑师，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好，我觉得那样好，但大部分时间确实是人家那个好，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现在剪辑也是一起工作，我会先把粗剪做完，粗剪工作很浩瀚，我要把一条一条的表演选出来最好的，把线搭上，空镜放在时间线后面，剪辑师再开始他的创作。一边聊一边剪，有一大段时间我不管，最后再讨论。

《散装日记》海报

拍了第二个短片之后，年在北京世纪坛有一个首届北京国际DV论坛，但后来再也没有过第二届。当时评委有张亚璇、张献民、贾樟柯。那次得奖的有三个导演：万玛才旦、韩杰和张洪峰（获奖作品分别是《静静的嘛呢石》《过年》和《窑工》，前两部是剧情片大奖，第三个是纪录片大奖——编者注），我是一个优秀奖，就是鼓励奖。得了奖之后，我周边那些搞艺术的朋友就想看一看，看了之后他们开始夸奖这个片子，我那种创作的激情就被鼓励、调动起来了。

（获奖名单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