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年纪，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导演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电影史上，在外颇负盛名的华语的导演为例。杨德昌在这个年龄完成了史诗级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艺谋在44岁时拍摄了一部话题沉重的《活着》。李安则完成了在导演作品序列里一直被低估的佳作《冰风暴》。

侯孝贤拍摄获得金狮奖的作品《悲情城市》、周星驰因拍摄《功夫》以确立其导演地位、王家卫打磨出经典作品《花样年华》，距离他们的44岁刚刚过去两年；陈凯歌的金棕榈代表作《霸王别姬》也是距他44岁刚过去三年。至于贾樟柯，则在他44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故乡三部曲，并拍摄了一部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天注定》。

因此，一般意义上来说，在44岁之前，大约是一名导演的创造力顶峰时期。44岁，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中，另一条分界线：青年人的年龄最上限。

青年与创造力，这两个关键词处的交集点恰好是44岁，也为青年导演这个模糊的概念，厘清了范围。44岁及以下的导演，就可称为青年导演。

而今天，小编就在此范围内，带大家回顾一下年，中国青年导演的创作、现状和困境。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截至年12月底，年在电影院上映的44部中国华语电影中有21部票房超过1亿的作品，都是出自青年导演之手。该数字与年相比基本持平。

在打破十亿票房的10部华语电影中，青年导演的作品，占据了6个席位以上（宁浩和文牧野以2/7的比例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这六位导演恰好代表了青年导演中的三种成功类型。

首先是工业狂魔型。饺子和郭帆在类型意识、对行业的视野、可流行程度这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敏锐感和专业研究，这使他们在年贡献了两种突破性的热门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对技术的偏执和对行业的热情是年轻一代、具有电影业野心的电影导演里最难能可贵的精神，也是他们区别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地方。

第二类是青年偶像型。作为80年代的文化偶像，韩寒出任电影导演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然很惊人。如果说韩寒的电影收割了许多小镇青年的文艺心，那么宁浩的作品就已经成为小镇青年变成导演而效仿的样本作品。小人物、黑色幽默、低成本、多线叙事，让作品的票房和口碑兼收，还融合了个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宁浩的“叛逆青年特质”，让他的作品从年的“石头”，到年的“外星人”，都有一大群粉丝拥簇。

而第三类，则是稳扎稳打型。两位年龄相仿的导演陈国辉和曾国祥从开始他们的导演生涯后，均是在他们进入导演圈的第十个年头，在中国大陆市场站稳脚跟，是因为他们的两部与内地语境融合得很好的作品。而这只是第一步。两位导演距离他们在香港圈前辈们的成功还相去甚远。

这是三位青年导演的进阶之路。每位青年导演都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如果认准未来将拥抱的商业类型市场，并开始打造本土的高概念电影，那么年，在获得票房最高的六位青年导演中，我们将在他们身上看到某些具有宝贵参考价值的东西。

新手扎堆，类型杂烩

当然，对于大多数青年导演而言，他们需要在“到达罗马”之前接受考验和审判。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对手，年轻的导演们只能通过摸索，等待市场反馈来渡过难关。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可能会在行业内激起一阵水花，而某些试错，可能会为这些青年导演的创作带来经验和启发。

在年票房破亿的15组青年导演中，有一半是第一次执导长篇电影。其中，表现最好的是柯汶利，其导演的作品《误杀》，于年底反超了冯小刚的新作。近年来，许多青年导演扎堆拍摄悬疑类型和犯罪类型的影片，柯汶利是众多拍摄这类影片的出色青年导演之一，也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五百的《“大”人物》、申奥的《受益人》，票房过亿的表现，都再次证明了观众对悬疑犯罪类电影的坚挺。

黄家康、赵霁与木头的两部动画电影与“哪吒”相继闪耀。张栾的《老师·好》用喜剧片手法贴合时代悲剧，也算是一部不流俗的小爆影片。

而许多具有市场经验的青年导演也在年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例如，邓超和俞白眉这对组合。在几部恶俗喜剧出品后，让他们口碑皆失的前提下，反而创作出了合格的作品。在周申、刘露拍摄了民国寓言《驴得水》之后，创作出了《半个喜剧》，这部影片作品聚焦于当今城市大众的生活境况，激发了大众共鸣，并引起热议。

田羽生后来推出的作品《小小的愿望》，反而是在他推出了高热度、高票房的《前任3》之后失利。究其原因，是影片删减的锅还是剧本本身的问题，还是需要导演本人对其历史作品的反复盘查与总结的。

青年导演的进阶道路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处于高处之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利好所蒙蔽，而一时的触底，也不必自怨自艾。与其仅靠一部作品就登顶赚取热钱，之后就被市场抛弃，不如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直面创造、直面市场，也尊重观众。

青年导演的文艺春天？

与拥有大量观众市场的体裁电影相比，青年导演似乎很难在文艺片市场上有所作为。

年初，陆庆屹以元拍摄的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获得了超过万的票房，让人觉得这位青年导演的文艺片春天来了。而一年过去了，才惊觉，原来这一切都是一种错觉。如图所示，数千万的票房对类型片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而对于青年导演导演的文艺片来说，这已然是上限。

披着科幻外衣、内核则是情感文艺的影片作品《被光抓走的人》和电影界不可多得的女性题材电影《送我上青云》，都试图通过具有一定票房吸引力的演员出境，以此来吸引票房。但都没能摆脱排片少和票房低的命运。

今年的电影市场对青年导演尤其不友好。文艺片的市场份额已被外国优秀电影所占领。从《波西米亚狂想曲》、《罗马》到《海上钢琴师》，今年全国文艺片放映联盟将把更多的精力和重点放在外国名片上。颇受推崇的两部影片：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和徐磊导演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在影展上都反应甚微。

出自电影节系或培养计划系的青年导演，其导演的作品在与与市场接轨时，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例如，在去年的平遥电影节上，获得费穆最佳影片奖的影片《过春天》，则是由青葱计划青年导演白雪所执导的作品。这个不到千万的票房成绩与影片的口碑声誉之间存在着鸿沟般的差距。

不过幸运的是，现在还有网络版权发行渠道，这为低成本的青年导演的文艺片带来了一些成本回收和微薄收益。还有一年一度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艺术电影新作主题影展”，也为更多的青年艺术佳作创造了大银幕展现的机会。

人才的焦虑

21世纪最稀缺的就是人才。

这句话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尤其如此。回顾20年前的中国电影，由于市场很小，所以对导演的需求也少。当中国电影市场在年之后，每年飙升超过亿元人民币时，青年导演的人才缺口已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主要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焦虑并发掘潜在的青年导演，大多是在小区域有影响力的青年电影展览和各大电影节的创投单元以及各类扶持计划中找寻和发掘人才。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些被发掘的人才渐渐成为了电影界的“香馍馍”。胡波、毕赣、文牧野、忻钰坤、陈哲艺等青年导演和其他闪耀华语电影界的青年导演们，也都在这些舞台上崭露头角的。

甚至更往前回溯，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张猛的《钢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徐浩峰的《师父》等，都是电影计划和扶持的受益者。虽然平台很多，但“胆大妄为、艺高一等”的年轻创作者却很少。

每年都有无数青年导演奔波于各大影展和创投，而淹没在这之中的也是不计其数。那些对电影市场有着雄心壮志，但却没有控制市场能力的青年导演来说，这样的机会，就只能带着他们的作品在其中上演一轮游或半日游。

导演李安曾经担心市场过热会出现对青年导演揠苗助长的情况，但在过去的年里，这种状况似乎要比想象好很多。更多的青年导演已经认清了自己所能驾驭的影片范畴，更多的私人表达和形式探索的影片又回归到了青年影展。

例如，青年导演王丽娜导演的处女作《第一次的别离》，在今年年初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乃至年末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均有所斩获。这部关于新疆儿童故事的电影与导演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FIRST电影节获得了大奖的《春江水暖》，以及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活着唱着》，展现的都是导演在生活中观察后的体悟。

在类型片的范畴内，宁浩、徐峥、陈思诚等青年导演的“前辈”，不遗余力地将其他有类型驾驭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青年导演推向大银幕。如申奥、柯汶利、杨子等。

尽管据说导演的代际划分是研究者和评论家的结论产物，但”第六代中国电影导演之后再无第七代“，这样的说法也算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写真了。第五、六代导演在青年时期所做出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电影创新，是后辈青年导演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每一代青年导演都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位置。在影像泛滥甚至多到爆炸的今天，所需要的是青年导演们百花齐放，是导演们好作品的层出不穷，更是多元青年在作品里寄托和彰显的个性。

如果要实现电影市场片种繁多、类型丰富的理想状态，就迫切地需要解决青年导演们身上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青年导演们太过于依赖爆款方法论的创作惰性、沉淀不够导致的创作能力不足，这也是今后亟待他们正视与解决的难题。

最后，小编认为，其实“青年”二字，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创作能力，也不一定说一个导演在44岁后，就很难再诞生出一部佳作。44岁，只是一个生理上的年龄范畴，也只是一个参考维度。说到底，只要心态和精神保持“青年”状态，无论年岁如何，都可以有所表达，也当得起“青年”之名。新的一年也来到了，让我们期待年更多“青年”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好作品吧！希望已经小有名气的他们可以再接再厉，也希望新年，行业可以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黑马”导演。

对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们给观众带来的经典之作，小编更希望能出现一批能与之一较高下的导演，再创经典。你们是不是也同样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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