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马蔚华

编者按：

“在亚洲、在中国推动影响力投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际大势所趋。推动影响力投资，我们需要做五件事，那就是构建理念、培养人才、构建生态体系、建立标准和国际交流。”

5月10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当值主席马蔚华受邀出席金融时报“投向美好亚洲”论坛，以《影响力投资：投资向善的历史潮流》作主题演讲。

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又称为“社会价值投资”，是指以义利并举为诉求的资本投向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效益的机构或项目，其产品形式广泛包括投资、债券、贷款、信托等。近年来，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华发展迅猛。

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体量最大的国家；另一方面，蚂蚁金服等投资中和农信也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的经典范例。

以下为演讲实录，经「社创号」整理编辑。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影响力投资是在追求正面积极的财务回报的同时，也有显著积极的社会影响的投资行为，它介于传统的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之间。影响力投资必须在兼顾良好的财务回报的同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现在社会影响正逐步被量化。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是公益金融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益金融是商业文明和公益理念的结合，是公益发展到今天一种新的趋势和新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用现代企业的办法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

这可能和过去的传统金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是当今世界公益发展的最新形式，是公益慈善领域的重大创新，也是我们投资金融领域新的潮流。

既要有良好的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要有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力，公益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如果按照传统的公益，我们很难吸收优秀人才，公益慈善事业很难可持续发展。

影响力投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公益金融、影响力投资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是当今社会人性向善、商业向善和金融向善的必然结果，也与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相符合。

首先，公益金融包括影响力投资、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社会企业、普惠金融等方面。它是全球范围内公益慈善的最新观念和创新。公益金融的产生是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关的，也是公益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公益金融是生产力、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趋势。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力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从公益慈善发展的世界历史看，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形式的公益慈善。

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至今，称之为新公益时代，其核心内涵是商业模式被引入公益领域，本质是公益与金融的结合，最明显的趋势是影响力投资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出现这种新公益的形式？近20年，全球经济增长得非常快，与此同时，财富的积聚也很快。苹果公司在不到20年，市值达到约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腾讯在去年11月时市值超过亿美元，在过去12年的时间增长了倍，它的市值相当于一些中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富可敌国。

全球经济和财富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什么？是科技革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和全球化。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出现越来越多的成长中的烦恼，这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增多，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联合国制定了一个年可持续发展（SDG）计划。据保守估计，单是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联合国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慈善界在年前，每年将需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3.9万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而目前公共和私人部门每年在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仅为1.4万亿美元，还存在2.5万亿美元的缺口。如果不借助引入金融资本，单靠传统的公益捐赠显然无法满足新的公益资金需求。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财富的增长引起社会问题，需要从财富本身解决。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是当今社会人性向善、商业向善和金融向善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如果当一个企业或一笔投资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并且越来越多的投资和企业都效仿，那么这个缺口肯定就会缩小。

金融能否成为向善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金融能否成为向善的力量？金融能不能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

多少年来，一读到金融，很容易想到华尔街，想到华尔街股市大亨戈登，《华尔街之狼》贝尔福特，一位贪得无厌的银行家。

戈登说，“我曾经说过，贪婪是个好事。现在看来，正是贪婪让这个国家的政府在9?·11之后把利率降到1%。”在人们眼里，金融与贪婪、经济危机联在一起。特别年的金融危机，让世界陷入巨大的经济灾难的泥潭。

金融危机需要找一只替罪羊。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将仇敌具体化，将被谴责的实体概念化。因此，将华尔街的银行家描绘成一群“邪恶的人”，就能对一些人起到安抚作用。

年2月，时代周刊发了一篇题为《金融危机和25个主要罪人》的稿件，排在第三位的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当时已经是83岁了。

在《滚石》杂志里，世界上最强大的投资银行是一只戴着人形面具的巨大吸血乌贼。这些吸血、吸钱的乌贼就是在经历金融危机以后人们眼里对金融家的印象。

要分析金融向善，首先要分析商业向善。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商业向善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这种潮流的出现。可以看到，商业逐渐从最大化股东利益向创造社会价值的利益相关方利益转变。

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在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年在《纽约时报》发布文章，认为“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股东利益就是利润”，企业管理者的特长是赚取利润而非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企业为慈善事业捐赠不符合社会自由的原则。这种理论观点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或许代替了主流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认为弗里德曼的假设存在漏洞：这些假设忽略甚至否定了部分企业寻求社会和环境好的事实。阿罗认为，企业应习惯相应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其产品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比如农药虽然可以杀死害虫，但也可能消灭益虫和破坏土壤环境。这些后果谁来承担呢？所以，企业有责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每个行业的生产力不对称。如果一味追求利润，势必造成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贫富差距悬殊。

第三位学者是爱德华?·弗里曼，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研究商业伦理。他认为“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要同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关系”。

因此，企业需要处理好与包括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等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社会价值越来越被广大社会所接受

以上是理论界对商业向善的看法。从实践的角度看，商业向善可追溯到一两千年前的宗教时代。

比如，《古兰经》中提到借款人不能收利息；如今伊斯兰国家，贷款的利息还是比较低的。佛教对人们如何对待金钱也有类似的观点。释迦牟尼认为，人们实际能支配的财富只有五分之一，其余的要交税、施舍、赠与。人不能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

关于基督教，年，卫理派创始人卫斯理说，人们在赚钱时不能伤害他人的心灵、健康和财富，不能投资战争、烟酒等“邪恶”贸易。这些证明，在古代，商业向善的观念已出现。在中国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

20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起蒙哥马利巴士抵制等一系列人权运动，是典型的消费者迫使企业在消费者权益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

另一个例子是越战时期，一些美国公司生产投入战争的化学品，如凝固汽油弹。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名越南女童背部被凝固汽油弹大面积烧伤。这件事引起社会对战争的极大反感，人们开始抵制这家公司的股票，迫使它减少或停止生产这些产品。

黄功年拍摄《战火中的女孩》

所以，社会责任、社会价值越来越被广大社会所接受。

从80年代到本世纪初，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陆续出现。部分企业家开始注重在投资及生产过程中避免产生不良的社会和环境后果，直接把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治理作为商业决策的重要因素。

年，联合国推出非强制的责任投资原则，为企业“不作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美国有一个多米尼社会指数，它选取了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上市公司，过去十年，多米尼指数一直跑赢标普，这说明大家非常赞成这样又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企业。

在中国，我们的社投盟也在尝试搞一个多米尼指数这样的指数，我们把它叫“义利99指数”，选这99支股票也是按照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这些，它的结果是这99支股票跑赢深沪指数，在社会、资本领域大家还是非常赞成影响力投资的概念。

马蔚华于年“义利99”发布会上的讲话

商业向善为金融向善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因为金融本质也是商业，只是金融向善会前所未有地极大加快商业向善的规模和力度。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金融从业者产生怀疑，金融业也觉察到了这种不信任和消极的情绪。金融业要努力做到以身作则，否则就会被批评者质疑它存在的理由。

金融市场在创造财富与实现繁荣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影响力投资是金融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使金融企业改变自身单独赚钱的形象，鼓励公众重建对金融业的信任。

它本身有可能成为处于积极变革前沿的广义金融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从事金融将重新成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它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影响力投资规模的方向，其向善的力量和积极影响也会朝金融业汇聚。

摩根大通联合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将影响力投资列为投资市场的一个新兴类别，与贷款、股票并驾齐驱，之后引起金融机构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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