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是处士形象演变的关键期，因而首先从“处士”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入手，凸显东汉处士的独特性，然后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研究其现象和发展变化，并且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制度景象，发挥着它的影响力。

一、东汉处士的研究背景

隐逸，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重要的人生选择。不过，这种看似“玄默自守”、“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时常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并成为一种极具典范性与号召力的社会行为。后来在《后汉书》等文献的记载中，这种人往往被称为“处士”一一所谓“处”，是与“出”相对的一种人生状态。然而，他们处而不出的原因，以及随后人生道路的发展，却是纷繁复杂的。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与官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并有着持续的影响力。这也构成了东汉时期某些特殊的历史景象，迥异于西汉时期。这种影响力，甚至在此之后的魏晋南朝时期，都持续地发挥着效用。

1、定义

隐士”指不见于世的士人，他们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而与之常为近义词的“处士”，却又不太一样，从身份特质的角度来看，隐士的身份特质是应包含“贤”、“隐于深山”及“不仕”三个具体要素，而处士则是以“德盛、能静、修正、知命、著是、能、知、无欲”等，这些道德品格为自我角色期待，并且闲居在家之人。

2、评价

在评价隐士方面，鲁迅曾有独到见解：“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换言之，并非只有许由、巢父这种极力与世俗划清界限的人能被称作隐士，应当评价的是隐逸的动机，而非时长或地点。

而高敏在《隐士传》一书的序言中也将隐士的归隐原因、归隐类型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由于原因和类型方面的不同，导致隐士有高下之分，比如作者对富有对抗精神或者隐居教授、钻研学问的隐士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赞赏；而对徒有隐逸行为，实则沽名钓誉的虚伪型隐士表示否定。

当然每个人对待隐士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因素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学者以隐士退隐后所从事学术工作为研究切入点，就其对文化发展所做的努力进行肯定。二是隐士所表现出来的清高、个体独立、对道德坚守等优良的品格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

3、处士与社会及文学的关系研宄

处士依道德信念而形成的使命感与统治者赋予他们的社会职责之间有何冲突？其实东汉处士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研宄，最为深入的当属文青云的《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该书格局宏大，以社会大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依托，探讨了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隐逸之风。作者强调了汉代的察举制度对隐逸之风的影响，也强调了中央集权初期统治者对处士持的相对宽容态度的原因。

后来所谓“处士”与“故吏”，都仅仅只是东汉后期官府长官与地方社会间达成的整体关系中的一个面向而己。在这一整体秩序中，“君臣关系”的形成与维系，既未停留于现实的王朝官僚制架构之内，也无须仰赖固定臣服仪式的完成，显示出超越原有君臣关系。当时东汉处士们既以匡时济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非常看重个体对道德修养的坚守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这种矛盾心理成为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情感基点。

4、东汉隐逸思想研宄

隐逸思想指士人对隐逸这一价值取向的观点、看法、心态甚至倾向性等，研究隐逸思想意味着不能将其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割裂开来，所以相关研究多以通史形式，把隐逸思想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但是这种研究方式的缺点在于缺乏专门性成果，论述中不免存在统而述之或一带而过的不足，所以从思想史角度对隐逸思想的产生、发展、流变做系统研究不失为一种更加完善的方法。

5、东汉处士的历史书写研宄

在中国古代，“文”与“史”之间的界限不似今日这般难以逾越。若从学科角度而论，前者喜欢生动新奇、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作为创作蓝本。而后者看重的是准确可靠、经得起推敲的实录作为编撰素材，虽没有“鲜亮”的外表，但却以具有个人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语言展现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史料批判的研究方法逐渐为更多学者所用，成为复原某时期真实社会环境的一门重要辅助手段。这种方法以研究存世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为切入点，以此区别不同价值的史料，判定其真伪，确定其年代。在传统人物研究的基础上增添这一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处士形象的演变轨迹。

二、东汉处士的概念及其历史命运

1、处士的定义与渊源

“处士”一词最早出现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句。战国时，“处士”指的是那批四处游说，宣扬个人学说以期得到诸侯赏识，从而实现个人价值的士人。他们与社会紧密相连，给当时的文化传统与政策带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也带来了学术界、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但“处士”一词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说法，“处”解释为“止”，这与战国时期部分士人所追求的“出”有一定的差别。既然选择不出仕，那么某种程度上可将“处士”与“隐士”视为同义词，不过两者之间也有区别：“隐士”是指隐而不仕、遁迹山林之人，而“处士”思考的更多的是他们与官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称呼概念上的差别。

通过研究发现，“士”的源头来源于商、西周时期一批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社会眼光的“文士”。他们是官员等级、亲缘等级和文化等级高度重合局势下的产物，所以他们“训‘事’、训‘学’又处于族中一一他们是宗法贵族”。随着社会变迁，原先呈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贵族阶级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士”阶层的上升，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整个过程起于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后期定型。

东汉处士的思想来源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派都尝试着表达自己对隐逸行为及隐逸思想的理解。虽然“隐逸”思想未必源起于道家，但不可否认，道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与丰富。在此基础上，庄子又结合自己对“无为”与“隐逸”思考，得出了独具一格的结论，而且还加入了儒家思想。因此隐逸者与世俗事务划清界线的态度，使他们脱离了法的管控，成为了社会对立面，故而隐逸被看作是一种对法律制度和君主权威构成严重挑衅的反世行为。法家的这些主张虽然大大增强了秦国国力，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2、东汉时期处士的际遇与地位

东汉时期，虽然在大部分时间，统治者都表现出了对处士群体的礼敬，但由于其意图与社会形势的不同，使得东汉处士的形象与境遇都显得纷繁复杂，并将其分成了三个时期来研究：

1、光武至章帝时期

两汉时期共出现两次归隐高潮，首次便出现在两汉之际，这与王莽篡权有关。究其原因，他不仅为儒生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同时也编造了无数符命图谶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目的是为了向这批儒生构绘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社会蓝图。虽然“新政”最后因未能处理好“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之间的矛盾而匆匆落幕，但带给东汉初期统治者们的反思却是深刻的，他们决定重用处士，尤其是那批没有应王莽征辟，隐入山林之士。

2、和帝至质帝时期

东汉初期的统治者在吸取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不过，这种繁荣还是受到了来自外戚势力的挑战。由于窦皇后被尊奉为窦太后，临朝听政，外戚势力也因此强盛起来。东汉的政权并非如之前那样始终牢牢把控在皇帝手上，外戚会凭借临朝女主的力量威胁皇帝的统治，宦官偶尔也会依赖皇帝的信赖拥有呼风唤雨之能，但不管三者孰强孰弱，他们都没有忽略对处士们的关照。他们看重的是处士们身上所具备的舆论力量与号召力，这是三者忌惮或者想要得到并为之所用的力量。这看似证明了处士在朝廷中的地位较之前而言是有提高的，可实际上，处士始终没有进入政局核心。

3、桓、灵二帝时期

东汉国运至桓、灵二帝时期便难以阻止地衰落下去，从统治者而言，桓、灵二帝没能将精力放在考虑国家生计上，加上灵帝时兴起的卖官制度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秩序。除了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隐逸现象更为频繁之外，与东汉处士更加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件便是两次党锢之祸，其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为李膺和郭泰。但这股力量不久就经历了第一次挫折。第二次党锢之祸遭到宦官势力更为猛烈的反扑，结果陈蕃被处死，李膺死于狱中，窦武不得不选择自杀，受牵连的人数比第一次增加了三倍。

综上所述，国家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体，它需要保障自己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不管是任何时期，发生任何事，都会以当时的社会情况来颁发政策，重用或者抑制处士，因此不管是统治者、朝中官僚还是与庙堂保持合适距离的处士，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强大且政局稳定的国家，这样他们才能够满足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