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单位：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

●报告撰写：何明星张维特后宗瑶

●数据搜集整理（按姓氏首字母排序）：程琪越、房晓玥、李瑞荃、王银萍、席云水、徐梓桐、杨利华、周恺敏、朱紫

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

年的中国出版，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因为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而打乱了多年习惯的编辑、策划以及生产加工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年BIBF书展由线下模式改为线上模式，传统图书出口渠道严重受阻，物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与之同时，基于互联网下载、电子阅读以及 　　

比如什么是一本好书？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但是纠缠着多个层面的理论问题。人们经常会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发现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当一本书能够让人不惜跨过高山、渡过重洋，历经千山万水的跋涉之苦而仍随身携带时，这样的书就是一本好书。这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衡量的；当一本图书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岁月阻隔，仍然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并进入庙堂而被后人不断膜拜，这样的书就是经典，理所应当是一本好书。这是从大部分读者普遍接受的共通性层面上进行的评价。

不论从读者个体阅读的层面，还是大部分读者共同接受的普遍性层面，读者都是图书的核心，也是图书出版这样一个古老行业存在的基础。不论是雕版印刷、铅字印刷的图书，还是数字排版印刷的图书，抑或是将排版文字呈现在手机、阅读器或者大型数据库上，读者永远是出版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化活动的中心和主轴。

一旦从读者（传播受众）出发对于图书、对于出版机构进行研究，就必须依据一个大多数人都共同接受的标准，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图书馆的标准。因为读者对于图书的阅读接受永远是个性化的，读者是成千上万的，自然会有成千上万的阅读需求；同样任何一本图书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任何一个出版机构都不可能出版所有类型的图书，这是基本的常识。因此，坚持了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充分发挥了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对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集大成、最大公约数的作用。

但是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是不能忽视的。20世纪中后期，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RobertJauss）、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Iser）创立了读者接受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读者阅读文本时，是带着自己的“前见”的，这个“前见”是受到个体思想理念、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的影响，还包括之前阅读经验和接受水平等的影响。“前见”会使得读者对图书文本进行预判、产生期盼，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其关于阅读知识构建的结果和新的起点，读者的阅读是读者参与图书文本的意义和重建的一个重要能动过程。读者决定了图书的存在价值，读者以图书消费主体的身份影响着出版史的进程，成为推动出版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必须重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如何体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哪里能够发现这种读者个性化需求？如何将这种个性化需求与编辑出版和发行推广结合起来？这是目前基于成千上万读者阅读需求的公约数的图书馆书目数据研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读者评价数据的引入

本研究团队早在年就开始尝试引入读者阅读评价数据。具体做法是利用世界互联网公共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英语世界的读者、西班牙语世界的读者、阿拉伯语世界的读者讨论最多的是中国主题的图书，连续几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推出了“海外读者热议的中国主题图书”等研究成果。目前这项研究还需要在读者评价行为、读者留言、读者转发等受众接受行为的层级评估、关键词的抓取、公共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客观性、稳定性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

（二）媒体书评数据的引入

所谓书评，指的是对作为整体的图书内容所进行的评论。书评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书评包括以语言及文字等各种形式进行的评论，而狭义的书评则是指以文字形式创作的书评文章。广义的书评既不限制书评的形式（它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视频），也不限制书评的长短（它可以是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读者在购书网站里写作的一则短评）。而狭义的书评则专指书评文章。

书评体现了图书出版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经济属性：即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阅读而由出版机构聘请同行专业人士对于某一图书撰写书评，在学术、思想创新的评价中包含对于该图书所进行的宣传、推广活动。因此，从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域外主流媒体书评，从而引入同行评价的因素，使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全面。

在现实层面上，自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开始改变依靠品种增长的发展格局，书号宏观调控力度越来越强，纸张大幅涨价，传统出版模式越来越受到数字出版、新媒体的挑战。通过10年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的东亚图书馆基本不再大规模购买纸介图书，而转向购买中文电子书、中文数据库，目前中国图书的海外购买力仅仅来自世界公共图书馆，而且主要是大众图书，如文学书、畅销书、时尚流行图书等品种。

特别是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出版的转型之年，即传统的书店、学术会议等线下推广模式要大大让位于线上的互联网直播模式，图书面对的人群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之内的读者，地理空间的区隔已经不再成为人类阅读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家出版机构需要从传统的生产主体加速转变为推广型、营销型、沟通型的市场主体，通过更加灵活、互动、形象、直观的方式，让更多的不同区域与国家的读者体验中国图书的魅力，感受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的力量。

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将基于馆藏书目数据的研究基础上，引入读者评价数据、媒体书评数据，并发布“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图书排行榜”、“中国图书海外媒体曝光度排行榜”，其目标就在于推动中国近家出版社加大海外市场的营销与推广力度，从生产型转变成为营销型、推广型，推动近家中国出版机构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一个可信、可敬、可爱中国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总之，历时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初步确立了从一本图书的传播范围出发的客观研究范式，不同于以往传统人文社会学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定量研究为基本出发点，传播范围与将引入读者评价、媒体书评三个维度，基本确立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传播范围依据第三方的馆藏数据，读者评价依据互联网公共平台的受众反馈，媒体书评提供了具有同行评价性质的图书曝光率，三个层面的数据来源均为第三方的、公开的、可稽核的数据，因此客观性是这种评估理论框架的核心。正因此这项历时十年的评估研究才获得全行业的广泛认可，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接受，目前已经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普遍采用的一种学术方法。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第、期（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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